社會性別主流化的定義

 

   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問題國際會議通過的《行動綱領》明確了社會性別主流化,並將以此作為提高兩性平等的一項全球性策略。這一概念強調,我們必須確保兩性平等是一切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首要目標

  19976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給社會性別主流化社會性別主流化下了定義,其內容如下:

  “所謂社會性別主流化是指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評估所有有計劃的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對男女雙方的不同含義。作為一種策略方法,它使男女雙方的關注和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和評判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發生。納入主流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男女平等。”

  當男女有一方處在極其不利的位置時,主流化就會成為有性別區分的活動和平等權利行動。有性別區分的干預物件可以全部是女性,或男女都有,或全部是男性,使他們有能力參與發展活動,並從中獲益。這只是必要的臨時措施,來消除過去性別歧視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社會性別主流化的改革

  主流化並非是在現存的行動中加入“婦女成分”或“兩性平等成分”,也非僅限於提高婦女的參與度。它的意思是把男女雙方的經驗、知識和利益應用於發展議程。

  這個概念還有一層含義,即明確認識上述議程變化必要性。它可能要求在目標、策略和行動上做出變化,使男女都能參與並影響到發展過程,獲取利益。社會性別主流化的目標是改變不平等的社會和體制結構,使之對男女雙方都平等和公正。

主流化的基本原則

  根據聯合國提高婦女地位司司長卡洛琳漢南女士的表述,整個聯合國系統都有責任實行主流化策略,並且還是各機構的最高責任。其他原則有:

需要為監督過程建立充分的責任體系

一切工作部門的事宜和問題首先應該是尋找出性別差異

不應在做出這種論斷,即從兩性平等角度出發事宜和問題都是中立的

應該繼續開展性別分析

把這一概念應用于實踐時,清楚的政治意願和對足夠納入主流資源的明確分配——如有必要還包括額外的財政和人力資源——是十分重要的。

社會性別主流化要求在各個層次的決策制定中都要努力拓寬婦女的參與面。

主流化並非取代對目標具體、專門針對婦女的政策專案和具有積極意義的立法的需求;也不是廢除對協調中心和婦女事務單位的需求。

 

性別主流化是指以性別觀點評估所有立法、政策或計畫。

性別主流化概念在1985年出現在奈洛比舉行的第三屆世界婦女會議,之後一直持續在聯合國的各個發展組織之中活動。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正式宣示了此概念,又有人稱爲特殊女權,強調聯合國以及之下各單位必須在女性充分有效的參與下加強女性主義的發展政策和計劃,以促進女性的權利。之後於19972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確定定義2

所謂社會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評估所有有計畫的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對男女雙方的不同含義。作為一種策略方法,它使男女雙方的關注和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和評判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發生。納入主流的最终目標是實現性別(男女)平等。

理事會並且確定原則:

所有議題都應該設定成能考慮性別差異的形式,而不該設定該議題與性別無關。

性別主流化這個過程必須全面而有系統的進行,要由最高層的機關負責,而且要監督進度。

推行性別主流化並不代表不需要針對女性的政策或立法。

性別主流化需要明確的政治意志與財務、人力的分配。

性別主流化在台灣

台灣在2000年之後在這類思潮影響之下,開始使用性別主流化一詞。

2002年起部分婦女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女學會、台灣婦女全國聯合會等)注意到政府組織改造並沒有融入性別觀點,因此在2003年多場公聽會後,開始推動在行政院下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未來藍圖為具有獨立預算及專責人力之機關),也開始大量引用「性別主流化」的概念遊說政府。同時許多婦女團體也受邀加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僅為臨時任務編組,目前四個月召開一次委員大會)成為委員,便開始在其中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六大操作工具,包括「性別統計」、「性別預算分析」、「性別影響評估」、「公務人員性別意識訓練」等。

於是總統府於20057月成立了性別主流化諮詢顧問小組,不過2006年國民黨與親民黨立法委員以「黑機關」之理由要求解散此單位,因此由總統推動司法院等五院的性別主流化,進度受阻。2008年總統大選,經過婦女新知基金會等團體遊說,兩位候選人馬英九及謝長廷都公開承諾支持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目前正在等待立法院通過相關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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